周五去看万晓利，YYT里人潮涌动，一水的海魂衫。《墓床》开场，从《姑娘啊你真傻》起渐入佳境，最好的终究还是《走过来，走过去》这张里的，那些ironical & cynical的歌词和喷射性呕吐般的演唱方法，听得人汗毛根根竖起头皮发麻。

散场后同组长和彪哥去沙县小吃吃宵夜，老板很不情愿地让我们把桌子搬到路边。隆隆的打桩声几乎一刻不停，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地说话，把壮阳药塞进耳朵里，打手势读唇语。吃饱喝足后，我们拍拍屁股，去69路车站。

上个月的11号，我和彪哥在YYT看了Woodstock 1969的纪录片，结束时已是十二点，我们也是在69路车站等车。车站前方的马路对面是立交桥，立交桥下是隔离栏，铁栅栏在桥下围出一块块长方形的空地。那天有点不一样，因为隔离栏里睡着一个人，从背影判断是个女人，穿着红衣服，背对着我们蜷着身子。记得看瓦尔达的《流浪女》时，里面有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姑娘说羡慕流浪女自由的生活，我当时就挺鄙视的——你不肯牺牲凭什么说羡慕，又不是办不到的事情。不过当时我看着那个隔离栏里的女人，嫉妒的种子就在我的心中发芽了，我不说羡慕，但我决定试一试。

我对彪哥和组长表明了我的计划，就啪嗒啪嗒跑到马路对面，跨过花坛，隔离栏的门正好开着。我从包里掏出文汇报在地上铺好，三本书叠在一起当枕头，外套盖好（我还特地穿了红衬衫），开始看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。彪哥进来劝我，被我轰走了；组长进来劝我，又被我轰走了。69路来了，组长跳上车走了，我心里默默感激他。

我打手机给彪哥。“干嘛不走？”“不走。”“快走啊册那。”“我不要。”“错比，随便你。”我隔着马路向他竖起中指，然后背对他躺下继续看书。地比想象的更凉一些，隔着报纸透上来，倒让人想起钢铁。蚂蚁爬来爬去，一开始还赶一赶，两次之后就懒了。听到人声会很警觉，瞄到马路对面有喝醉酒的一群人从店里出来，笑声在深夜尤其刺耳，也不是不怕，强装镇定地看毛姆叔叔冷嘲热讽。一点多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眼车站，没人了，心里总算安定下来，又下意识地看了眼身后——彪哥靠着栅栏门拗造型似的站着。我操，你当这是拍电影啊？

然后又是一串鸡生蛋、蛋生鸡式的无止境的对话，搞得我一包火。他不懂这件事情对我有多重要，他只是出于好心怕我碰到坏人，这个好心甚至让我更火大，因为我连指责他的权利都没有。

“这件事对我很重要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来阻止我。”

“我没有阻止你啊，我只是呆在这里。”

“你呆在这里已经把这个事情screw up了。”

“你这样有意义嘛？”

“没有意义。”

“没有意义但很重要？我不能理解。”

他接着开始强调坏人、警察、父母、收容所以及人世的险恶。“你太单纯了，但我也不希望你变得不单纯。”所以你就来装个罩子？

对我来说，这个做作的形式主义的事情太重要了，如果出现意外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这不是可以避免的，意外是小概率事件，而这个事情是必须做的，没有道理也不能通融。我心里的确是存着侥幸心理的——就像《戏梦巴黎》里的兄妹提议要模仿《法外之徒》穿越卢浮宫时，那个美国人说万一被警察抓住怎么办，那对兄妹给出了很无敌的逻辑：电影里的人没被抓到，如果我们跑得比他们快，那么我们也不会被抓到——如果那天那个流浪女没出事情，那么我也不会有事。又或许，我心里不觉得真的会有坏人，我对世界似乎是过敏又轻信的。我想起初中时在校门口第一次碰到露阴癖，我震惊之余沉默地疾步走开。之后的几个礼拜，我试着解释这件事情，我想：或许他没有恶意，他说不定是生病了，想让我帮忙找医生。我甚至为我可能误解了他感到内疚。即使我现在知道了当初的想法有多荒唐可笑，可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，我仍然假定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性本善的人。有恶行，但没有恶人。

我和彪哥讲不通。当他留下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已经变味了。我多少得出一点教训，我犯了很大的错误——这个计划本身没有任何问题——问题在于我把这个计划告诉别人了。如果你想做成什么事的话，一定要闭紧嘴巴，我佩服杜尚，他嘴巴就特别严，二十年做一个作品，除了老婆谁都不知道。

“采访一下，你是不是很恨我啊？”彪哥举着空气话筒问道。

“恨死了！”我愤愤地说。我更恨我自己。

结果这个夜晚变成了另一个东西。我们在笼子里聊天、看书、拿手机放音乐、累了就躺一会儿、试着攀栏杆弄得一手黑……打桩声彻夜响着，高架下的路灯彻夜亮着，卡车开过，一辆比一辆强壮，还有跑车嗖地消失在夜色中。便利店楼上的窗户里掠过一个只穿内衣的女人，后来女人不见了，日光灯却一直没熄。三点多，书店的招牌突然亮了，有人拉起卷帘门进去，又把红色的窗帘合上。时不时飘来难闻的化肥或化工原料的怪味。灰尘很多，书的封面摸起来沙沙作响。躺着仰望高架，相隔甚宽的直线条显出威严的秩序感。高架下的蓝色路牌上写着“银河宾馆”，英文却是“Glaxsy Hotel”。合上眼眯一会儿，又猛地坐起来，定洋洋地看着前方。“像刚刚生出来，还不认识这个世界一样。你的眼神。”彪哥如是说。开始接近早晨，天空从藏青色开始转淡，出现了短暂的极美而纯净的宝蓝色，几十秒之后，那颜色就变了，迅速地淡下去，变成庸俗的浅灰蓝。

五点多，我们离开了那个笼子，刚在车站站定，高架下亮了一夜的灯就灭了。我们乘车去麦当劳吃早饭，然后各自回家，彪哥中午还有同学聚会要参加，而我算了算我从松江回家的时差，至少要在外头再延宕一个小时。我去了铁路那里，王叔叔不在，我就在铁轨上坐了一个小时。有拾荒者进来捡瓶子，踩进旁边的水塘里翻找还是一场空，愤怒地趿着拖鞋离开；还有买完菜回家抄近道的老头，叫我“一起去玩玩哇？”“不玩。”我说。玩你妹啊，我想。

自从开始看演出（我第一场演出就是彪哥带我看的），我就没少给人添过麻烦。回家给父母添麻烦，借宿朋友家给朋友添麻烦，这次想搞点花头，结果又给彪哥添麻烦，果然还是麦当劳皆大欢喜么？可我真讨厌那里啊。组长说得对，连报纸什么都是多余的，下次要做得更纯粹一些。